【高飛:速途網絡副總裁、網道咨詢總經理,社會化營銷危機公關首席專家,親歷并指導了多個中國互聯網危機公關成功案例,對于大數據背景下的品牌輿情、聲譽管理,有多年的實戰操盤經驗。速途網絡:旗下有速途新營銷和速途科創空間兩大事業群,在品牌傳播、數字互動、粉絲運營等領域具有豐富經驗。】
2019年開年以來,騰訊“炮灰門”、拼多多被“薅羊毛”事件、“搜索引擎百度已死”事件等等,各類品牌危機陸續上演,應接不暇。“3.15”公關大考還沒有到來,“危機”的大戲似乎已經變成了“新常態”。
每逢“3.15”前后,“危機公關”一直是一個企業關注、年年都有新標本的話題。
危機是啥,是危險與機遇并存的關卡。但大多數企業只是看到了“危”,并沒有看到什么“機”,于是,每逢大考,品牌的掌門人也不惜親自扮演救火隊員,拍馬殺到,四處滅火,甚至提前公關展開“防范”。
但你會發現,這樣的“危機公關”的套路,大多失靈了。
不成體系的公關玩不轉
社會化媒體超級發達的年代,品牌因為對公眾的溝通不當引發的“危機”也會隨時爆發,突發性、持續性的特點尤為顯著。

早些年間,公關大多不是一個獨立部門或決策機構,多是掛靠在市場、品牌、甚至產品部門下的附屬。隨著近年來企業面對的突發事件越來越多,越來越急迫,公關的角色由一塊到處搬的磚,變成了老板需要的萬金油、滅火器。
極端一:不少企業在選擇公關人員的時候比較盲目,擺弄過兩天新媒體,運營過幾個公眾號,就敢拉來做公關。殊不知很多時候,我們遇到的未必是天災,反而是疏忽造成的“人禍”。當企業遇到突發事件時,決策人又希望公關變成萬能的:“屏蔽負面信息,引導輿論方向,道得了歉,搞得定媒體”。
極端二:有的企業會說,我們是技術驅動的企業,不需要公關。這種認識對不對?肯定不對,有這樣片面的認知,可能跟企業發展的階段有關。
改進案例一:
有個知名的技術驅動型企業找到我,希望能夠深入聊聊,看他們在公關方面有什么欠缺,不聊不要緊,一聊還真嚇一跳,感覺在公關方面完全是白紙一張。這對于一家即將赴美IPO的企業來說,簡直是不能被原諒的。
在他們眼里,公關分為三部分:老板、集團品牌、產品。三部分各自為政,相互之間也沒有什么協作,這就存在很大的隱患。好在他們聽得進去建議,了解到自身的不足,很快就協調內外部資源改進,調整內部協作,使得公關方面的工作能夠順利展開。
他們首先是打通了過去的部門壁壘,負責集團公關的品牌部開始統籌協調,原本獨立運作的產品公關,在保留原有下沉的工作作風的基礎上,統一配合品牌推廣方面的內部需求。而負責老板個人包裝的團隊,也會更加關注了解集團品牌方面的動向,適時通過老板這面旗幟為品牌、產品形象賦能,起到了顯著效果。三者之間的關系既有相互依托,又有彼此借力,協作機制在日后的關鍵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改進案例二:
還有一家企業也是在啟動上市的一年前找到我們,提出了規避企業風險的需求。我們根據具體需要為他們制定了8個大項、76個小項的內部輿情培訓手冊。上至公司領導人私人問題,下至第三方合作伙伴引發的企業風險,全面覆蓋,查疑補漏,從源頭上杜絕了風險爆發的可能性。
上述的兩家企業后來都順利在美國上市。而他們現在的輿情也相對穩定,這與他們重視公關、合理部署、有效建立了內外部協作機制有著莫大的關系。
我的總結是:輿情管理變成新常態,公關體系化更能應對自如。
華為式公關,你為何學不會
華為式公關看上去很美,一般企業卻學不會。

就拿備受關注的“孟晚舟事件”來說,事件發生后,華為完美秀出一手乾坤大挪移,先是一則情緒克制但又綿里藏針的公關聲明,通過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的朋友圈發出,又由余承東等“人氣明星”在個人微博中遙相呼應;在孟晚舟被保釋后,當事人又通過個人朋友圈發布了一條“以華為為傲,以祖國為傲”的聲明,既植入了華為品牌,更將個人遭遇、企業行為與家國情懷巧妙捆綁在了一起。
再加上中美貿易分歧的敏感時段,這樣一套公關動作下來,華為合理塑造了自己“被欺負”的印象,民聲無不是全力支持華為,華為是民族的、更是世界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。
單從公關的手法上,我們可以清晰看到華為的做法:理性克制是首要的;其次,要有足夠的聲量引導,善于調動一切有利的資源(這資源絕對不是內外部這么簡單),并采取最佳的組合發聲策略;再者,華為多年來積累的強大產品力、優良的品牌形象,也加分不少。我們甚至可以合理推斷:華為這一場環環相扣的國際輿論戰,是在嚴格周密的邏輯下完成的。
在這里,對企業朋友奉上我的兩句總結:
身處技術前端的互聯網公司需要公關,更需要專業的品牌公關。公關雖然不能包治百病,但卻能救企業于水火,關鍵在于企業如何合理利用這把武器。
企業生存壯大的關鍵在于自身產品過硬,能夠俘獲人心,離開了這個基礎,再好的公關策略也難以施展,再牛的公關團隊也會失去用武之地。